家谱，作为家族的历史见证，承载着独特的文献价值。她详细记载了一个家族的世代传承与历史变迁，对于每位家族成员而言，家谱不仅是追寻渊源、认祖归宗的重要依据，更承载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的平民特色。同宗共祖的脉络、亲情血缘的紧密联系，以及世系人物的生平和事迹，都被一一详尽记载，共同构筑了家族的历史长卷。家谱中的家规家训作为传统教育的核心载体，通过道德规范与处世智慧实现家族精神传承，将修身进德作为首要目标，强调志于道德者为上的价值观，培养道德自觉与自律意识，通过具体行为规范，将抽象伦理转化为日常实践，形成融洽和睦氛围，保障家族价值观的代际传递，践行“家族梦融入民族梦”的社会责任担当。丹徒留村“伦叙堂”殷氏家规家训这样说：“不有规条以约束之，恐人类不齐，积弊日甚，必将有置公事于度外，视祖训为具文者，甚则是非错出，蔑理犯分，败坏伦常，玷辱先祖，而不以怪，吁可惧也。”家谱通常对品行低劣、违背道德准则或触犯法律的族人实施严厉惩罚，轻则禁止入祠或不许葬入祖坟，重则永久剔除族籍，以维护家族声誉和秩序。
丹徒留村“伦叙堂”殷氏家训第十三条“摈下流”谆谆告诫：“舞弊弄权、欺上枉下、诈赃入橐、移害无辜、造孽丧心，莫甚于胥吏，一旦事败，流祸亦最酷烈，而且失身贱役，不齿正人，亦何乐而为此哉。吾族清白相传，由宋迄今数百年于兹矣，谨守国法，懼辱家声，子子孙孙所宜各安本业，以祈无忝先人。有犯此者，当共绝之。至于皂班快役尤属下贱，更不必言；再下如娼优、隶卒、草窃、奸宄，及甘为奴仆者，皆当摈弃，勿少宽恕。”
丹阳麒麟殷氏家规第四条“警游惰”忠告申饬：“且见子弟之嬉游玩惰者，非溺于酒色，即类于优伶，以致恒产渐废，恒心顿失，大有不可言者。吾族如有不务本业，学为浪子风流歌弹恶习，引少年为群者，即行重责二十板；其父兄亦如之，甚有入梨园者，削谱其行字，重责三十板；不悔者，永不许入祠；或有纵其妻女不时出游及借烧香在外歇宿、远方看戏者，其夫其父俱罚跪公祠，听族长宗正辱骂后，使其跪读谱载闺范诸篇，不服者，重加责罚。”
丹徒黄墟殷氏家规家训第十六、十七条“吏胥宜禁”“下流宜摈”训诫规劝：“吾族自宋、元、明以来，清白相传，世有名贤，可为子孙模楷。若失身衙门甘为吏役，便立心奸险，制行乖方，一旦事败罪发，丧身忘家，妻孥受辱，亲族被累，流祸之烈，莫可底止。至于皂快下役，辱人贱行，又不必言矣。有犯此者，族人当共绝之。”“人生天地间，上之立身扬名，以为宗族交游光宠，次之亦当安分守业，求不失为。旧家子弟乃有败坏家风，变良为贱，或流入梨园，或窜身营伍，或甘居奴仆，玷祖辱宗，莫此为甚。此等匪类，族人当共弃之。”
上述殷氏家规家训中归纳的各种不务正业行为，古代统称为“下流”。在传统文化中，“下流”的意思是指言行低俗、道德败坏、卑鄙龌龊、众恶所归及地位微贱的人。一旦入流“下流”，将严重威胁社会稳定，败坏社会风气，对社会的道德观念造成严重侵蚀，扭曲的价值观影响社会的道德水平。因此，留村、麒麟、黄墟等殷氏把“摈下流”“警游惰”“禁吏胥”作为家族子孙后代在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培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维系家族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纽带，在家族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大清会典》规定，清代居民分为“良”与“贱”两个等级，其中“民（指普通百姓，包括自耕农、手工业者等）、军（包含军人及其家属）、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群）、灶（指盐业生产者）”四民为良，而“奴婢、娼优、公差隶卒、乐户、惰民、九姓渔民、疍户”等特定群体被归为贱民，凡衙署应役之皂隶、马快、步快、盐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亦与奴仆同，其有冒籍、跨籍、跨边、侨籍皆禁之。法律限制：贱民及其四世子孙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剥夺入仕次格；贱民职业世袭，不得改业或脱离贱籍；贱民与良民通婚受限，社会地位差异显著。该制度体现清代通过法律和职业限制强化社会等级控制的特点，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废除。贱民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等级，在各种层面都受到歧视。清代士绅家庭，严禁子孙从事皂隶衙役（吏胥）等贱民职业。
皂隶衙役（吏胥）等职业虽属贱民阶层，但因经济需求、权力寻租空间及社会底层生存压力等因素，仍有大量人群被迫或主动选择这些职业。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经济驱动与社会结构矛盾。1、微薄俸䘵与隐性收入反差：清代皂隶年俸6—8两白银，远低于家庭全年基本开销，但实际收入依赖办案规费，如凶案现场勘察、传唤押解等环节均可索取车马费、鞋袜钱，大县皂隶年规费收入可达数千至上万两。2、底层人群的生存选择：无地流民、市进无赖等群体因缺乏稳定生计，被迫选择贱役，对赤贫者而言仍是唯一糊口途径。
其二，权力寻租与制度缺陷。1、行政体系的寄生关系：皂隶与书吏、官员形成利益链条，通过虚增案件数、私设名目摊派等方式共同分赃，以白役机制扩大敛财网络。2、地方治理的灰色空间：州县官员默许规费收取，将皂隶视为行政成本转嫁工具。
其三，社会流动的畸形路径。1、贱籍身份虽限制科举，但部分皂隶通过积累财富购置田产、培养子弟经商，间接实现阶层跨越。更有勾结乡绅垄断地方资源者，形成实质性权力网络。2、子承父业世袭的链条，约有一半皂隶职位属世代承袭，形成封闭的职业群体，这种代际传递降低职业转换成本，强化了群体认同。
皂隶（吏胥）作为古代衙役职业，日常工作给社会产生很多危害：
其一，权力腐败与基层治理失控。1、狐假虎威的职权滥用：皂隶作为官员权力的延伸，常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勒索盘剥，通过说事过钱（中介贿赂）等手段敛财，导致司法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2、灰色利益链形成：由于皂隶多由官员亲友担任，形成封闭的利益集团，他们“朝入衙门，暮称富室”，通过垄断信息差和执法权快速积累财富，严重破坏社会公平。
其二，社会歧视和阶层固化。1、贱籍制度的文化压迫：皂隶被归贱籍，其子孙三代不得参加科举，这种制度强化了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阻断底层上升通道。2、职业污名化的代际传递：将皂隶视为污秽职业，这种标签通过户籍世袭制延续，导致家族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
其三，基层治理的恶性循环。低薪助长贪腐；暴力执法常态化；执法公信力受损。
其四，文化符号贬损。
古代家族为何要禁止其成员从事皂隶吏胥的职业呢？
其一，社会地位与职业歧视。1、贱籍制度的固化：皂隶被法律明确归类为“贱民”，与娼妓、优伶等同属社会底层，其职业被视为“污秽不洁”，从事此类职业者及其四代以内子孙均被剥夺科举、为官等权利。若家族允许成员从事皂隶，可能导致整个家族被降为贱籍，丧失社会上升通道。2、道德污名化：皂隶因参于刑罚执行，被儒家伦理视为“有损阴德”的职业，家族为维护清白声誉，往往通过族规禁止族人涉足此类工作，避免成为“家世不清”的污点。
其二，经济利益与政治风险。1、职业世袭的束缚：明代以降的匠籍、军户等世袭制度虽未直接覆盖皂隶，但社会观念将其与“技术役”绑定，导致家族成员长期从事差役可能被固化为职业阶层，削弱文化资本积累能力。2、政治牵连风险：皂隶需直接参与司法执行，易卷入官场纠纷，可能因案件处理不当被株连，家族为避免政治风险而主动规避此类职业。
其三，家族荣誉与礼制冲突。1、科举及第的障碍：若家族成员从事皂隶，其子孙三代内不得参加科举，直接影响家族通过科举实现阶层跃迁的可能性。2、褒封制度的限制：科举及第者可获朝廷对祖辈的追封荣誉，但若父祖从事贱业，这种封赏会被视为“有辱名器”，因此家族需通过职业限制维护潜在的褒封资格。
其四，社会流动与阶层维护。1、士人阶层的文化垄断：科举本质是士人阶层的再生产工具，家族若允许成员从事皂隶，可能打破士族的文化垄断地位，导致社会流动冲击既有秩序。2、良贱通婚的禁忌：贱民与良民通婚受法律限制，家族成员从事皂隶可能影响后代婚配范围，进一步削弱家族的社会网络。
在中国古代有多个家族因职业或历史原因受到科举限制或社会歧视。泉州蒲氏家族因在南宋末年投靠元朝，并屠杀南宋皇室成员，被明太祖朱元璋列为“通敌叛国”的典型，下令该家族男子世代为奴、女子世代为娼，彻底剥夺其科举资格和正常社会地位。还有衍圣公（孔子嫡长子孙的世袭封号）因是孔子后裔身份享有特权，但在朝代更替中见风使舵，有多次“贰臣”行为。北宋灭亡后，孔端操留守曲阜，主动投降金军，成为金朝统治下的衍圣公，积极参与金朝文化活动，以迎合金人统治。蒙古灭金后，衍圣公孔元措被蒙古人沿用，同时蒙古还另立了孔元用、孔之全两位衍圣公，导致出现多个衍圣公并存的局面。明未清初，衍圣公孔衍植在清军入关前就主动向清廷递交表文，并因此获得清朝的荣华富贵。衍圣公的孔氏在历史中虽未直接受到科举限制，但其政治选择导致后世对其道德评价两极分化，部分支系因争议性行为间接影响仕途。还有部分家族因先祖犯罪或从事贱业被列为特殊户籍，虽无明文禁止科举，但实际受到社会歧视的影响。
古代殷氏家族禁止其成员从事皂隶吏胥等职业，体现了传统家族对百年树人的深刻认知，维护家族声誉和秩序，承载着先辈对家族价值观的坚守，也是遵守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典范。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往往系于每一代人的选择。皂隶吏胥之职虽能解一时之困，却会断送子孙前程；眼前利益虽可解燃眉之急，却会玷污家族根基。这种宁守清贫、不坠家风的坚持，正是维系家族世代昌盛的根本所在。“禁皂隶吏胥”意在告诫后人，家族的荣誉与传承需每个人珍视与守护。让我们培育健康价值观，与时俱进，开创殷氏新时代美好未来。
殷生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