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之变，是中国先秦时期文化演变的关键内容，孔子就主张夏商周三代文化存在着一条清晰的传承脉络，基于此，“周承殷制”成为古今学者讨论的重要内容。但需要说明的是周人克商的实质是周取代了殷商天下共主的地位，并不是夷灭了商族，在殷商灭亡之后周人以微子“续殷祀”，建立了宋国。与殷商文化对于西周的影响相似，宋国对于殷商的执着与继承也体现在其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
一、作宾王家：春秋时期宋国的政治地位
宋国在周人所构建的分封体系中地位十分特殊。首先，据《左传》等史料，宋国国君的爵称为“公”，一般认为，西周时期指代地位的“公”在早期只有尊称的意思，而在后期发展成为五等爵制的最高一级，因此文献与铭文材料中出现的“公”地位都相当尊贵。其次，成王大会诸侯于洛邑时，曾对贵族诸侯的尊卑进行了排序，在周人的分封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周王族，其次则是与周人关系密切的姜族，他们都居于天子之侧，为“堂上之族”，而接下来的便是唐公、虞公、殷公、夏公这些异姓诸侯。商周以前，新的统治者在取代前朝后，对待“先王后”往往有特殊的待遇，这四个国家都是周人承续传统分封的先王之后“三恪”，因此，宋国在周人的分封中享有特殊地位，他们保存殷商的文化，是周天子的宾客。
宋国“周客”的身份不仅是象征性的存在，也对宋人的现实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国在周人的祭祀与礼仪活动中也有一定地位，周王接待来访的宋公时要使用对待敌国国君的礼仪，而诸侯则要相应地加礼以示“尊先代”。在春秋诸侯会盟时，宋人也经常利用“周客”的身份进行外交与政治的活动。
宋国“于周为客”源于其“先王后”的身份，表现在文化上就是宋国对自己的殷商先祖们非常崇敬，直到春秋中晚期，宋国在与诸侯国的交往中，宋国人如宋共公、宋景公以及“穆公之孙”叔夷等人仍标榜自己是殷商王族的后裔。这种“先王后”的意识也成为影响宋国政治与文化的重要因素。
二、亡国之余：春秋前期宋国的“复商”运动
宋襄公争霸是春秋时期宋国发生的最著名事件，也是其中争议最大的事件。在传统认可的“春秋五霸”中，从结果来看，宋襄公的成就是最低的。不过，只有将宋襄公的图霸活动放在殷商的文化背景中讨论，才能理解宋襄公暴虐邻国，淫祀鬼神等行为背后的深刻内涵。泓之战前，宋大司马固曾对宋襄公说：“天之弃商久矣”，宋襄公具有强烈的“复商”的意识，故而他的图霸活动与言行才会与其他春秋霸主表现出较大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宋襄公继位以后，积极支持齐桓公的霸业，是齐国依靠的重要力量。但在齐桓公死后，他却没有延续齐桓公“尊王攘夷”的策略。在笼络诸侯国时，他更多地诉诸战争，而不是寻求“尊王”等政治手段。宋襄公争霸的目标是“复商”，因而他在争霸的过程中不可能会以“尊王”为号。宋襄公的争霸活动不仅不“尊王”，同时也不“攘夷”，甚至为了争取非华夏族群的支持，采取改善与楚国的关系以及杀鄫国君以祭祀夷族的神灵等措施，凸显他对夷族力量的重视。商族的起源即与夷族有关，在春秋华夷对抗的大背景下，宋襄公却与源于周人的“夷夏”观念保持着距离，他在称霸过程欲借重于楚国、东夷等夷族的力量，可见商人后裔宋襄公因循古礼，并未完全接受夷夏之防的观念。
第二，对宋襄公批评得最为激烈的是他以鄫国君祭祀夷族的神灵这一事件。是否杀人献祭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人与神的关系，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而殷人却率民以事神，事事以鬼神为先。故而宋襄公杀人祭祀之所以引发时人的批评，表现的实际上是殷商重鬼传统与周人统治天下以来的“敬天重民”传统的矛盾。宋国深受殷商重鬼传统的影响，这一矛盾在春秋中后期也有表现，如宋人仲几也求诸“山川鬼神”之举。
第三，宋襄公经营数年，在泓水与楚国决战时，却以遵守“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的古礼贻误战机，导致战役的失败，子鱼批评宋襄公“君未知战”。宋襄公以君子自称，恪守传统礼义，而子鱼则从现实利益的角度来认识战争。宋襄公在“复商”过程中处处表现出保守落后的倾向，这一观念体现在思想个性上则是宋襄公恪守古礼的观念与春秋列国竞强、诸侯“争霸”的社会形势相冲突。
三、“爱亲”与“爱人”：宋国对殷商“仁”文化的继承
“仁”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内容，对中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仁”的观念很早就存在于东部夷族当中，殷族源于东部民族，其文化与夷族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殷商文化中也有爱“仁”的社会风俗，殷商之“仁”突出地表现在“亲亲”的一面，也即在政治与社会活动中贯彻亲族优先的原则。甲骨文中商人总是对祖先、宗族表现得极为尊重，这也是殷商“仁”思想的反映。在殷商的后代孔子看来，微子、比干、箕子三人能为殷商宗族的存续鞠躬尽瘁，体现的也是他们爱亲的大“仁”。爱“亲”的观念后来经过扩展，如孔子的“仁者爱人”以及墨子的“视人家若其家”等表述，才成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爱人”之仁。
宋襄公便是殷商“仁”文化的继承者。他不是简单地将“仁义”与“德行”当作争霸的手段，而是将“仁义”与“德行”看成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故宋襄公的言行中始终有爱“仁”的一面，在战场千钧一发之际，他恪守古义，表现出君子之风。其次，他看重子鱼具有“仁”的品质，想要将国君之位让给他。在子鱼以“能以国让，仁孰大焉”的理由拒绝后，他仍然能坦诚地委子鱼以重任。另一方面，他又总是不听子鱼的意见，甚至杀人以取悦鬼神，欺凌周边小国，故史书也称其“暴虐”。面对“复商”中的种种难题，现实政治需要他灵活应对，但是殷商文化的深刻背景又让他执着于传统。宋襄公复杂、矛盾个性下透露出的也是殷商文化传统的两个面向，即兼具仁爱与率性的特点，故而钱穆指出宋襄公是宋人继承殷商文化的典型代表，其为人“狂骛于想象而不顾事实”。除了宋襄公，宋国历史中还有许多人物也表现出了爱“仁”倾向，如公族子罕以及宋景公。
总之，“仁”在殷商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殷商之仁突出地表现在“爱亲”“爱人”等方面，“仁”的这种含义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时代，其中受影响最深的无疑就是殷商的后代宋国。殷商“仁爱”文化与“亲亲”传统不仅培养了宋国的志士仁人，对宋国的政治制度也有很深的影响。
四、宋国殷商文化特征的影响
宋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兴起和发展的重要策源地，宋国可以说是当时与鲁国并立的文化中心。但是在文献中，宋国人的形象却并未体现出老子、墨子、庄子、惠施、宋钘等学者们智慧博大的一面，相反，在诸子的著作当中，“愚”却成为宋国人的重要特点。宋国人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特征，根本原因在于宋国人继承殷商，其文化中有因循守旧的倾向。周人对祖先神灵的观念从根源上便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倾向，宋国处于周人文化圈的包围之中，数百年来却仍然以坚守殷商守旧文化为主，抱守残缺、不知时变，其观念、行为与周边国家格格不入，被其他国家的人称为“愚”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直到战国时代宋国灭亡的前夕，殷商意识仍留存在宋国统治者之中。此时宋国面对着周边强国的威胁，宋国的末代君主宋偃王有“射天”之举。“射天”即源于殷商，“射天”多见于东部民族之中，可能透露着夏商周时期东部民族与西部民族的斗争的历程。在国家危亡之际，宋人仍想从殷商祖先身上获取力量，以厌胜之术对抗西部民族。
在文化上，殷商文化及其后继者宋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傅斯年甚至认为殷商文化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殷商遗民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宋国作为殷商文化的主要继承者，则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的诸子之学，包括儒家、道家、墨家、名家等思想均从宋国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而宋国也对江淮流域地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有着深刻影响，司马迁评价宋国地区的人文风俗为“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可说是对宋国人继承殷商文化的精确概括。从建国到灭亡，宋国人始终恪守殷商先王、先代礼义，屡屡忽视现实利益，表现出彬彬有礼、重义轻利的君子之风。
【原创：张家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