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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评帝辛

发布者:殷生良  发布时间:2019-08-13  点击:461
    “功垂千古,气节万年”。这是描绘殷商王朝最后一位君王——帝辛的伟大功绩和真实评价。中国文学中可是常用“桀纣”来形容帝辛为暴君,要说帝辛有功,那就是给中国文学增加了一个可以形容暴君的词汇,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其实这是不对的。
    “纣王”是商朝最后一位皇帝辛的谥号。说白话一些,就是,商朝最后一位皇帝名字叫辛,帝辛是对百姓执政者的称呼。在古代谥法中,“纣”是带有贬义色彩的,意思为“残义损善”。这个谥号是周天子给送的,因此,对于这个谥号是否贴切,还是有待商榷的。我想,周天子送给殷商帝辛这么一个谥号,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为了展示自己继承大统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帝辛: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帝辛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
    早在古代,就有人质疑纣王是否为无道昏君。在现存的典籍记载中,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点的,是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贡。针对一拥而上抹黑帝辛的现象,子贡一针见血地指出:帝辛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常相鲁卫”,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帝辛的头上。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下场都极可怜,但象帝辛这样被肆意抹黑的却绝无仅有。
    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帝辛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帝辛的罪,桀受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翻开《尚书》《史记》等,桀有的罪恶帝辛都有,而桀没有的,帝辛亦有。因而,帝辛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
    亲身经历了家国沦丧、山河破碎的明末大知识分子、抗清义士顾炎武在亡国之后沉思细想,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一个帝国的衰亡,是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以至于积重难返,非革故不足以鼎新。因此,在研究历史时,但颇有一些政治家的意味:前人多言殷商亡于“受德之不仁”,“吾殊谓不然”,顾氏如是说。并列举了自盘庚以降,殷商王朝贵族离心离德的种种行径,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商亡是必然的,帝辛只是适逢其会,换了任何人,都无法拘救殷商王朝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帝辛与崇祯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起前几任帝王,都勤政、英明的多,但都“适逢其会”,做了亡国之君。无怪乎崇祯帝临死前仰天浩叹“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家国沦丧,众叛亲离,此恨曷极!故帝辛自焚,崇祯自缢,英雄末路,无限悲凉。
    郭沫若曾指出:“帝辛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朝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在牧野大战后,商人被周人压迫,道路是向着帝乙、帝辛两代经略出来的东南走。”“更透辟地说一句,中国南部之所以早被教化,我们是应该纪念帝辛的。”因此,“在殷商人心目中一定不会把帝辛看得来和周人所看的那样。他们就要称他为'武王或武帝',要纪念他,其实都是说的过去的了。”解放后,郭沫若亲临殷商故地,更是感慨不已:“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恶莫须有。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并大声赞扬:“百克东夷身致殒”,“统一神州肇此人。”“中原文化殷创始,商人鹊巢周鸠居”,彻底为帝辛翻案并疾呼。
    顾颉刚亦做《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帝辛的罪恶在周人的《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二十七事,西汉书中增加二十三事,东汉时增加一事,东晋时增加十三事,于是商帝辛就变成自古未有的残忍暴君。顾氏通过仔细的考证,彻底洗清泼在帝辛身上的污水浊泥,还其本来面目,与郭沫若的论证相表里,使帝辛做为一个“武王”的形象重现人们面前。这也使孟子的帝辛有“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的说法有了落脚处。
    关于纣王的罪状,在周人的《尚书》中,只有六点,分别是:爱喝酒;爱女人;不敬鬼神;不祭祖庙;残害贤臣;宠信奸佞。
    爱喝酒:在当时的商朝,喝酒成风,喝酒就像咱们现在撸串一样,大家都撸,你不撸,这根本不可能。商朝的“贤臣”比干、微子、箕子他们也喝酒呀,而且喝的不见得比纣王少。同样是喝酒,怎么一个就成了贤臣,流芳百世;一个就成了昏君,遗臭万年?
    爱女人:帝辛就一个皇后,妲己,貌若天仙,倾国倾城。至于三宫六院,那是后世编出来的,压根儿没那回事。就一个老婆,就说纣王荒淫,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了;近代的康熙乾隆,哪个不是成群结队的媳妇?怎么没人说荒淫?
    不敬鬼神、不祭祖庙:这个和明代许仲琳《封神演义》里的纣王作诗调戏女娲娘娘完全没有半毛钱关系。这个罪名的来源是与当时的政治形态有关。在现在咱们都知道,王权、神权都集中在皇帝身上;但是在商朝的时候,王权和神权是分开的,而且神权大于皇权。纣王为了将神权、皇权集于一身,巩固国家,理所当然的就要打压那些搞祭祀、搞迷信的“神棍”了。神棍们收到打击后,就将这个作为纣王的罪名。其实,自周朝以后,神权、皇权都集中在天子手中,利于国家安定。从这个角度讲,纣王是有功劳的。
    残害贤臣:主要指的是囚禁微子、箕子,西伯侯昌。囚禁微子、箕子的原因在于,这两位被歌颂为“贤臣”的人通敌叛国。在商朝,王位是这样继承的:兄终弟及(由于纣王是嫡出,微子为庶出,因此纣王虽是弟弟,却是优先坐上王位的人)。纣王将这条制度改了:王位只能够儿子继承。这个制度彻底断了微子的念想,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给纣王捣乱,后来就暗通周人。至于比干,是老死的,没有被剖心。囚禁西伯侯,是因为西伯侯有反叛行为。按照后世的“通敌叛国”罪来论处,这三个人无疑是要被砍脑袋的,纣王却没有杀他们,仅仅只是限制人身自由而已。如果这叫残害贤臣,那太没天理了。
    宠信奸佞:主要指重用费仲、恶来和飞廉。既然自家人老是给自己捣蛋、挖坑,没办法,纣王就只好用别人了。费仲其实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绝非进谗言的奸佞之徒;而恶来和飞廉被任命为将军,二人也没让纣王失望:飞廉在东征时,大破东夷;南征时,又大破南蛮;恶来在后来的牧野之战中大显身手,最后,尽管纣王自杀,他还是抗战到底,战死沙场,没丢掉气节。说纣王重用奸佞,完全是无稽之谈。
    帝辛的罪状是“千年积毁”的结果,是“层累地造”的结果,那么,人们自然而然地要问:谁在抹黑帝辛? 哪些人参与“千年积毁”的“选谤”队伍?仔细分析帝辛罪状的累积过程,剖判其背后的目的与利益取向,结合“层累地造”的年代,这些人便再难躲着在阴暗的角落里,其身份亦呼之欲出,清晰可见。
    仇敌。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周人自季历起便大肆拓土,据《竹书纪年》,帝武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历命为商牧师。自此时起,季历先后攻伐始乎之戎。翳徒之戎,攻程,攻鬼方。周王季历的扩张,引起了帝文丁的警觉,帝文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继季历为王的周侯昌,亦即后世所谓的周文王,更是变本加厉,帝乙二年,周伐商,败于帝乙。但周王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 ,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觉,为黎之搜--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亦有人认为是商、周战于黎,拘周侯昌,囚之羑里。周侯昌的命运,《史记》《竹书纪年》《左传》均说是帝辛有条件地释放了西伯昌,而当代有人说是帝辛英明果决杀了周侯昌。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周王发在厘清内政的同时,更理频频观兵孟津,为报仇雪恨,攻伐大商做准备。然帝辛积威甚重,使周武王畏惧极甚。第一次观兵孟津,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吕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史记》《竹书纪年》《左传》以铁铸的事实证明着这一切。对大商的仇恨,对帝辛的畏惧,使得周人不顾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天神一般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
    内奸。抹黑帝辛的第二主力是叛徒、内奸。内奸的队伍是庞大的,但总体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神棍。这便是帝辛罪状中的“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只,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状的由来。自帝武乙戏弄神只,“革囊盛血”以射天,至帝辛,四世之中,君权与神权之争愈演愈烈。虽然经四代商帝数十年的奋力搏击,王权占据上风,成为统治主导力量,但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致使队伍庞大的神棍们不甘心失败,一而再地与王权相抗衡,力图再现先前时代超越王权的辉煌。至帝辛时,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强势,神棍们撼之不动,便勾结外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倒商的急先锋。曾经是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时却成为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一类是王党内部的叛逆者。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以微子、箕子、比干为首的王族反对党,这是一群帝祖甲礼制改革的牺牲品。本来,按照商王朝“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这群人是离王位最近的。或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长子。本来是最有希望称帝的,而且,在帝乙在位,也确实有部分大臣拥立微子。但以太史为首的帝党拥立了帝辛,因为帝辛是嫡子,按帝祖甲确立的礼制,是以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其实,微子、帝辛是同母父兄弟,但因生微子时,其母是妃不是后,因而是庶子;而生帝辛时,其母已是后,故辛为嫡子。故太史争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微子自不甘失败,但又争不过强势的帝辛,因此不惜卖国以求荣,“微子启,胶鬲与周盟”。所以,帝辛对微子一系的打击、排挤,决非是昏庸而远贤亲佞,而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微子、箕子、比干、胶鬲等也决非孔子口中的贤人,而是一群因个人利益出卖国家和的内奸。
    另一个群体则是商王朝的贵族。帝祖甲的礼制改革,不仅是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帝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使商王朝彻底泯灭了酋邦制的最后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当帝武乙一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商王朝才真正进入了帝国形态。这群人在商帝国的实力是如此之大,虽屡经打压而依然坚挺,不得已,商王朝的几代帝王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王权架构。帝武丁做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而到帝辛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帝辛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费中、飞廉、恶来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系的强烈反弹。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而费中、飞廉、恶来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邦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来。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
    战国诸子。抹黑帝辛的第三类人,则是战国诸子。出于对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先秦诸子无不“案往旧以造说”,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事例可以“想当然耳”;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明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等等。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诸帝辛身上已是习惯之举,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积毁”的商纣王。

(作者:李老师e对易  原载《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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