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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到唐代中期的姓氏

发布者:殷生良  发布时间:2019-01-29  点击:496
    这一时期,姓氏习俗出现了高低贵贱的异常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极为森严的士族门阀等级制度造成的。士族门阀制度的兴起和衰落是这一时期政治、社会方面的突出特点。所谓士族门阀,即地主阶级中一个特权阶层。东汉的大姓豪族发展演变成了士族,也称世族,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享有特权,世代官居高位。而所谓门阀,即门第阀阅,专指世代显贵之家,称为“高门”。与此相对,就有“寒门”,专门指称卑微庶众之家。高门与寒门之间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分别,即所谓“士庶天隔”。
    到了六朝时代,士族门阀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国家法令有明确规定,士族子弟20岁便可入朝做官,并且做官之后升迁极快,以至朝内“清华贵重”的官职,几乎全被他们所垄断。据统计,单是琅琊临沂王氏,从汉代至南朝的陈代,累计17世代,数百人做高官,许多人做到丞相、吏部尚书等。为维护高门的特权和森严的等级,统治阶级明确规定,士族高门不得与庶族寒门通婚、共坐,甚至不允许穿同样的衣服。
    正是由此,姓氏习俗也就理所当然地具有了极其浓厚而重要的政治色彩。姓氏有了悬殊的高低贵贱之分,再加上姓氏和地域的固定的联系,出现了“国姓”、“群姓”、“州姓”、“县姓”等极其明显的姓氏等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仕宦前途乃至婚姻关系等等都由姓氏等级的高低所决定,因而社会上和政治上的显要地位长时期地被少数世家大族占据着。不仅如此,被册封,或者在史册上留名也只属于这些豪门世族的成员的特权。我们翻阅二十四史的目录,不难发现,从《后汉书》开始,列传中出现的人物的姓氏愈来愈集中;随之,列传中出现的姓氏总数量却理所当然地愈来愈少。但是,“附传”却愈来愈多。因为“附传”标志着某些人的家族成员大量地“附翼尾”(指依附他人而成名的),而在社会上占据着相当的地位。例如南朝的“王”、“谢”二姓和北朝的“崔”、“卢”、“李”、“郑”等姓,在社会上的势力与地位,连皇族也比不上。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一些攀缘近距离姓氏的现象。正由于这些豪门世族在当时政治社会上已占据着非常显赫和重要的地位,所以对他们家族得姓的渊源,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追溯远古,再从上古历史中某些部落首领那里去寻找自己的世族渊源了,而是只需要攀附于与他们时间距离较近的两汉时代某些著名的政治社会人物的姓氏就可以显示其不同凡俗的世族,比较知名的如,曹魏皇室的远祖是汉惠帝时的丞相曹参;刘宋皇室的远祖是汉高祖之弟楚元王刘交;隋杨皇室的远祖是东汉太尉杨震;唐李皇室的远祖是汉代的名将李广(追溯得最远时,也只攀附到春秋末年的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李耳。再远的如上古时代神话传说中的部落领袖如黄帝、炎帝以及父系氏族社会中部落联盟的首领尧、舜之类都不再追溯、攀附了)。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对于姓氏习俗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探寻姓氏根据只需要从新的姓氏习俗形成以后的著名历史人物中去认定,就可以满足他们光宗耀祖的俗念,达到炫耀自己世族门第的目的。
    这一时期姓氏变化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复姓”简化。姓氏有着深广的社会意义,它不仅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是社会交际的一个重要手段;既是一个族姓的族号,又是一个人称谓的代号。因此,姓氏的繁简,对于个人称谓和社会交际,都会有影响,这就有必要使“复姓”简化。同时,春秋以后,由于“命氏”的习俗基本上已经终止,姓氏数量愈来愈多的现象便不复存在;再加上诸侯、卿大夫相互之间的频繁争斗,公族的数目不断减少。因此,原先用以区别雷同的“复氏”氏称,其作用和意义也渐趋弱小。
    “需要”加上“可能”使“复姓”简化,成为姓氏领域内的一个社会大趋势。“复姓”简化,在战国到六朝这一时期进行得比较迅速,本阶段以后也仍在缓慢进行,两汉到六朝时期还保留着的“复姓”,以后又不断地减少。现在,“复姓”已经很稀有了。
    “赐姓”也是本时期内姓氏习俗的一个突出特点。“赐姓”的出现很早,最早大约在夏代。最早的记载来自《尚书•禹贡》篇,文中说:“中帮赐土姓”。之后,《国语》《左传》皆有赐姓的记述。如《国语•周语》中说:“皇天嘉之,祚天之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可见,周代有更大规模的赐姓。到了汉初,更是出现集中的赐姓。单是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十二月,就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并赐姓刘。
    但是,汉代以后的“赐姓”,与周代的“赐氏”具有很大差异。周代的“赐氏”目的是要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它是与建立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并而行的,带有“分封”的性质。因而,有“以郡国命氏”、“以邑地命氏”、“以谥号命氏”,等等。汉代以后的“赐姓”具有酬功扬善的性质,旨在通过提高受赐者姓氏的地位,对那些对皇室有功者,予以恩惠,赞扬其能为皇家效劳,并借此鼓舞天下臣民效忠于皇室。 
    唐朝初期的赐姓,规模宏大。一来由于建立了赫赫有名的大唐帝国,需要“酬功扬善”的开国元勋人数众多;二来,唐皇好大喜功,又需颂扬伟业,并借以“鼓舞天下臣民效忠于皇室”。高祖时,有李密部徐世勣,在李密失败被杀后,归唐,屡建奇功,赐为李。太宗时贞观初,靺突地稽拜右卫将军,赐姓李氏。西夏拓跋赤辟,太宗赐予李姓,世镇夏州。又有原名郑森的明末清初的名将郑成功,15岁考中秀才,21岁到南京国子监读书,由于深受皇帝赏识,被赐与皇帝同姓——朱,改名成功,所以他也被称为“国姓成功”,后人又因此称他为“国姓爷”。
    由此可见,汉唐时期的这种赐姓制度,经过宋、元、明诸朝代,一直延续到清代。

本文摘自《中华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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