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经典战役，常被后世冠以仁义战胜残暴的“顺天应民”之战。此战过后，商周鼎革完成，战胜方周武王姬发成为后世尊崇的明君，而战败方商纣王帝辛则沦为暴君范例。
鲜为人知的是，牧野之战其实并非周国和商朝之间的第一次冲突。据出土的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文丁杀季历，（帝乙）二年周人伐商”。文丁是商纣王祖父，而季历则是周武王祖父。文丁死后，纣王的父亲帝乙继位，周人再次发动进攻，但被商军击退。到商纣王继位时，“乃囚西伯於羑里”。
寥寥数语，为我们梳理出两条关键信息：1、商周恩怨纠葛了至少三代，绝不仅仅是因纣王残暴，周人起兵诛暴那么冠冕堂皇；2、商朝对周国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才能做到屡屡击败进犯的周军，并囚禁其国君西伯侯。
西伯侯被释放归国后，终其一生都再未对商用兵，反而转身去经营和拉拢各诸侯方国，奠定了“九州之侯格于周”的国力基础。周武王九年，周人决定再次伐商。但诸侯联军千里迢迢抵达盟津时，周武王却做出了半路撤兵的决定，理由是“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劳师远征却以天命论作为理由突然撤兵，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据出土的甲骨文卜辞显示，纣王帝辛一生征战无数，战斗经验极为丰富，这也与史书中对纣王“手缚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的记载吻合。
反观周武王，除了牧野之战外，周人史书中几乎没有见到周武王有其它征伐记录，显然，与纣王相比，武王缺乏实战经验。盟津的突然撤兵，也说明商朝主力依然对周人为首的诸侯联军保有军事上的优势，以至于周武王未敢轻举妄动。
那为什么仅仅过了2年，周人就再次发动了伐商之战呢？难道是实力逆转了吗？考古证实，武王克商其实用了点“下三滥”手段。
1、偷袭。陕西出土的青铜器利簋上曾有这样一段铭文：“武征商, 唯甲子朝，岁鼎克。闻夙（夙：早上）又商”，与《尚书•牧誓》记载“甲子昧爽（昧：黎明前）”吻合。
商周时期，诸侯作战会先下战书，约定时间地点，但远道而来的周军却选择在刚抵达牧野的黎明时分发动进攻，这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周军深入商境数百里未遇到任何抵抗，直到进抵朝歌近郊的牧野时，征战一生的纣王才匆忙调兵。显然，这是由于周军突然而至。
2、收买内应。《吕氏春秋》曾记载了牧野之战前周武王密会殷商臣子胶鬲，双方约定甲子为期，结合出土的利簋铭文，可知周军冒雨急行军，的确在甲子日抵达朝歌近郊。
之所以约定这个日期，是因为要实现里应外合。后世史书在记载这场战役时，都用了如下描述：“商军临阵倒戈，武王兵不血刃而天下归之”。既印证了武王伐纣的正义性，又反衬出纣王的不得人心。但实际上，商军中倒戈的仅仅是胶鬲部下，更多的商军都进行了拼死抵抗。因为就在战后3天，周军先锋姜子牙还献上大批战俘。
攻克殷都后，周武王还派重兵追杀，《逸周书》记载说：“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这段原本用来夸大周军战绩的记载，却折射出直到都城失陷后，商军依然在抵抗的事实。
商人的不服，也体现在考古发现当中。出土的安阳殷墟王陵墓证实，这里在西周早期遭遇了大规模人为毁墓，而陕西韩城芮国墓葬中则找到了殷墟晚期宗彝玉器，佐证了周兵在殷商都城毁墓劫掠的事实。所以，周武王克商远没有史书所描绘的那般仁义。在早期史书《武成》中，还留有“血流漂杵”的记载，但儒家对这种记载讳莫如深，孟子就做出了著名洗白论断：“尽信书不如无书。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遂将不利于宣扬武王仁义的内容删去。
纣王结局。《史记》记载，纣王战败后登鹿台自焚而死。不过，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先秦本《六韬》残卷却提到：“先涉，以造于殷。甲子之日，至牧之野。禽受（纣）系其首于白”，也就是说，纣王是在前线作战时被俘虏后遭斩首的，头颅挂在了大白旗之上。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与商军作战时，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诸侯”，诸侯纷纷前来祝贺的原因。或许，牧野之战的真相应该是：周军偷袭突入朝歌附近，自负的纣王自认为商军对周军占据决定性优势，因而亲自带兵迎战于城外，不料周军内应倒戈，纣王意外被俘杀，商军斗志瓦解。
（作者：秦皇汉武 原载《今日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