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早期家谱大多没能保存下来，现存家谱大都是明清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所修，而所述先祖事迹都远远在明清以前，甚至上溯到受姓前后，其间相距数千年，要做到真实可靠并非易事。因此，过去修谱者在追述祖先源流、先人事迹时，张冠李戴者往往有之，混淆颠倒基本事实、与历史不符合的现象也很常见。究其原因，有些可能与编修的人故意做假有关，有些则是历史的原因使然。如早在唐朝灭亡以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至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对于这种旧谱散失的情况，宋代人曾有过很多令人信服的论断，如被誉为新式“苏欧体”家谱奠基人之一的苏洵就曾指出“自秦汉以来，仕者不世，然其贤人君子尤能识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绝，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忘而独存，则由谱之力也。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另一位奠基人欧阳修也说“自唐末之乱，世族亡其家谱；今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废绝。”两人无不指出了当时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同样，在宋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民间修谱之风尽管颇为盛行，但情况也相当复杂，其中沿袭者有之，攀附冒认名门者有之，含糊其事、胡编乱造者有之，真假相间，不一而足。明清时还出现了专门替人伪造家谱世系的“谱匠”，利用事先准备、不具姓氏的通用家谱作为“道具”，每当有人延请修谱，填上姓氏即大功告成。这样修出的家谱至今仍有所见，其中大多托始于南宋，有几乎一样的名人序跋、远祖遗像、朱子题辞等，咋一看来天衣无缝，但张王李赵几乎一个面孔，以致许多家谱中都出现了欧阳修、苏轼、朱熹、文天祥、方孝孺等名人的题跋序言，其实都是这些“谱匠”的杰作。对于这种情况，现在许多人由于不了解真相，将其视为祖传之宝；甚至一些报纸也动辄发布消息，说某地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家谱，记载了某姓某族数千年的世系传递，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等等，几乎吹上了天，其实真实性都是要大打折扣的。
由上可见，由于早期家谱大多没能保存下来，而人们又有把自己与很早以前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习惯，于是伪造世系、拉名人作祖先等便成为经常使用的办法，从而使家谱所反映的血统次序并非都那么真实可靠。对此，钱大昕也指出家谱“支离附会，纷纭蹭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并无多少事实可信。当然，这种做法如果追根求源，其实由来已久。在古代，几乎所有的开国君主都要伪造自己的世系，把自己的家族与以前的帝王将相联系在一起，一些名人也乐此不疲。如汉高祖刘邦本是江苏一布衣，南面登基后因不知先祖所出，便自称是唐尧刘累之后，伪造了商周以来的有关谱系。其后，两汉之际的王莽代汉建新，自称黄帝、田齐之后，也是有意拉名人作祖先。三国时，刘备明明是编席卖履的小贩，却到处夸耀自己是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臣武将，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而曹操本是由夏侯氏入继曹姓的，但仍自称其先祖出自黄帝，而曹操之子曹植又说其先祖姓姬，是周王室的后裔。后来，曹操的孙子魏明帝说曹姓是虞舜的后代，出自有虞氏。作为一国之君的曹氏，竟然如此三易其祖，说明他们自己实际上已经不知道血统所出了。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几乎不胜牧举。比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自称是楚太子建之子白公胜之后，认为白公胜在被楚国杀害后，子孙逃亡秦国，世代为将，如白乙丙即是其中一个。白乙丙裔孙白起为秦国立过大功，受封为武安君，白氏从此兴盛。事实上，白居易的这些自述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白乙丙生活时代要早白公胜一百多年，不可能是他的后代。因此，后来曾有人针对家谱的这种妄相攀附而对其进行尖锐批评，并说它“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从这种意义上说，上述观点也并非没有道理。
我国古代许多家族拉名人作祖先，并把他们记录在家谱中，其做法实际上是十分不科学的。众所周知，我国姓氏的来源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发展过程中又经过离合演化，情况十分复杂。今天使用同一姓氏的人，历史上不一定同宗同姓。尤其是一些大姓，来源更为复杂。如相称“圣人之姓”的孔姓，虽有自孔子以来连绵不断的世系可考，但如果认为天下所有的孔姓人都与孔子有关，或者只有这一单一的血统则不合事实。从有关记载上可以考知，孔子的孔姓出自子姓，是春秋时宋国贵族孔父嘉的后代。而在当时，卫国也有孔姓，源出姞姓；陈国有孔姓，源于妫姓；郑国有孔姓，出自姬姓。上述4支孔姓人后来都有子孙传世，但由于出自子姓的孔姓人因有孔子而地位最高，其余三支为了抬高自己，后来也都自称是孔子的后代，从而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血统。特别是清代时，全国孔姓与颜、曾、孟三姓联合修谱，凡姓孔的人都被认为是孔子的后代，使用共同的字辈作为辈序，使本与孔子无关的其他三支孔姓人的假冒身份得到了正式确认。从此，要想区分哪些人与孔子有关，哪些人与孔子无关，就更加困难了。至于那些人口相对较小的姓氏，也未必都有完全纯正的血统。
在不少民间编修的家谱上，还常常可以看到把自己与人类早期的一些名人联系在一起的内容，确信自己是他的多少代孙，自己的血统100%纯正。其实，这种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在前些年，一位专家曾作过一个推算，说假定一位姓张的男子与一位姓李的女子结婚，生下儿子后，在儿子身上只能有张姓血统的1/2。这位张姓男孩长大后与姓刘的女子结婚，所生的儿子身上只能有张姓血统的1/4。如此代代递降，到数千年后的张姓人身上，所谓的血统也只能是天文数字了。因此，历来在我国流传很广的“万代一系”、“某姓血统”等观念，其实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所以说，要想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找出一个千百年来一直是100%纯正血统的姓氏，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同姓一家”、“五百年前是一家”等等，都不过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仅仅具有思想观念上的凝聚力，并不能认为历史上真的如此。
当然，关于血统问题，有时还比较敏感，特别是对一些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你对他说他家祖传的家谱是假的，他不是某某名人的后代，不是他的多少代孙，他一定会难以接受，甚至会要跟你拼命。在另外一些人心中，有时候尽管自己也感觉到有假，靠不住，但碍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愿意承认。诸如此类的情况即使在港台海外地区也有所见，充分说明了血缘观念在我国民间的根深蒂固。
古代家谱的造假之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选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严格，“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由谱系”，因而维系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士族政治服务的工具。正因为家谱对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社交层次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造假的现象应运泛滥起来，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这是利益驱动所致。
古代家谱的造假之二：封建时代，许多姓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和郡望，习惯于与名人扯上关系，或硬追溯到某皇帝作自己的祖先。不少家谱为光宗耀族，往往攀附帝王、名臣为自己先祖。如有的李氏称李世民为本族始祖，张氏则以张良、张飞为自己先祖，萧氏则拉萧何为自己祖宗等。俗话说：同姓五百年前是一家，实际不一定是一家。有些名人作序也是假托的，最明显是朱熹，翻阅朱熹作谱序的家谱达几十种，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伪作，如朱熹一篇谱序，竟为周、黄、刘、戴、郑、洪、吴等姓的家谱同时采用，其中只姓氏一字之别，其余文字均雷同，显系伪造。
古代家谱的造假之三：明清时，有“谱匠”、“谱师”职业，专为有些家族制作伪劣产品(家谱)。导演们可以说：“我的摄影机不说谎”，可是，决不会有人敢说，“我的家谱不说谎”。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虽是史类文献，事实上，家谱的要旨和核心就是在于要隐恶扬善，蒙蔽真相。古代的家谱纂修，出于抬高家族地位和声望起见，在追溯先祖时，必然要上溯到一个名人或皇帝方才罢休，哪怕是冒认攀附也行。来自鲜卑的地主豪强李世民为了附会自己是老子的后人，把道教立为唐代国教；出身草莽的朱元璋为了与朱熹结下亲缘关系，抬高了理学的地位。而且，出现了凡是姓范的必是范仲淹的后代，姓王的都是王羲之后代的现象，而历史上的坏人都是既没有祖先父母，也没有子孙后裔的。
如果家族历史上出过什么著名人物，受过何种褒奖，为家族争光者，家谱纂修都要大写特写。妇女在家谱中没有地位，但如果是节妇、烈女，受到政府褒奖，立了牌坊，则被视为全家族的光荣，家谱上要专辟一处详细书写。如果家族中有不肖子孙，则一般采用除名的方式。可见，修家谱，也只是话挑好听的说，柿子拣软的捏。不过，正像作家纪伯伦所说的:“我说的话有一半是没有意义的，我把它说出来，为的是也许会让你听到其他的一半。”即使有虚假，但是，它记载和镌刻了太多历史的片断和细节，记载下来，是因为我们毕竟可以能通过它看到不撒谎的那50％。这非常重要。
是否可以通过修家谱来起到一个粘合剂的作用？对于个人来说，多一种相亲近、相攀认的理由，多一个与更多人交流沟通的方式，毕竟是一件好事；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多一些都是炎黄子孙的心理暗示，也未尝不可。可是，也仅限于此。13亿人的最上游都与炎帝、黄帝、蚩尤有关，每个人的同宗都几百万上千万人，那么，这种同宗对于真正的连接人际关系的意义也就被无限稀释了。再通过同宗来攀亲，未免就是一场闹剧了。
世上早有“盛世修谱”的说法。明清两代，都出现过纷纷修谱的时期。为了一些家族修谱方便，明清两代都还有专门替人伪造家谱的“谱匠”。这些替人修谱的“捉刀”手，利用事先准备好的、不写具体姓氏的通用家谱世系作为“道具”，每当有人延请修谱，就填上延请人的姓氏，再稍作修改，令修谱者心满意足。“谱匠”大功告成，银子也就顺利到手。这样修出来的家谱，常常就是好几个家族同一个面孔。而且，家谱之首都煌煌然写有欧阳修、苏轼、朱熹、文天祥、方孝孺等名人的题跋序言。其实，这些东东也都是“谱匠”的杰作。对于这样的家谱，不了解真相的人将其视为祖传之宝，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了解情况的，而且嘴又不紧牢，不免有时漏风，传出了一些关于“买家谱”、“偷祖宗”的秘密。这种事，本博友就亲耳听到一位朋友讲过。这位朋友说，他爷爷告诉他爸，他爸又告诉他，他家家谱上的祖宗就是“偷”来的。像修家谱这种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的事，请人“捉刀”是很自然的，只要稍稍了解一些旧时社会的常识，就不会感到奇怪。大多数已经失传了的“家族世系”，只是一朝工夫，却又家家都恢复如初，其中奥妙是可以想像的。不然，在旧时社会，“捉刀”何以能成为一行呢？再说，近年一些小报登载的家谱“发现”，判断其真伪其实也并不费难。就说上面提到的某皇帝的宗谱吧，据小报说，那已经是“第八次重修本”了，只要其中一次作了假，就完全失去了可信性。小报能够一次一次去考查核实其真伪吗？再说，消息本身就有原李氏宗谱“现已无存”之说，现今“发现”的，还要说它“详实可信”，其真实程度究竟存有几分呢？
承平日久，修家谱之风又盛。家谱不仅对于相关学科，诸如社会史、移民史、人口史、地方史等等都具有史料价值，在凝聚家庭、鼓舞族群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工作和专业的关系，笔者阅读了几部家谱，我发现有一股不好的风气，就是喜欢攀龙附凤，无视事实，把毫无关系的同姓中有名气的古人，奉为嫡祖，四处炫耀。
实际上这个风气由来已久，帝王之家也未能免俗，三国曹魏就曾三换祖宗。三国时的曹魏皇族自认是汉相曹参的后代，这在《三国志》里有明确的交待。但曹参又是谁的后代？也就是他们的远祖是谁，却更换再三。曹操在世时，亲笔撰写了一部《家传》，说曹家的祖宗是后稷，就是尧时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的那位农神，后稷的后代周文王，然后是周文王的儿子姬振铎，一脉相承。周武王克商后，为了巩固周王朝的政权，便实行大分封，在封商旧臣曹挟于邾的同时，把自己的弟弟姬振铎封于曹邑，为曹伯，建曹国，称为曹叔振铎。故地在今山东省菏泽、定陶、曹县一带，都于陶丘(今山东定陶，北齐时以定陶为曹州，今为曹县)。公元前487年为宋景公所灭，姬振铎的后代就用原来的国名作为自己的姓氏。曹振铎即为曹氏的受姓始祖。
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追遵高祖父曹腾为高皇帝，大臣蒋济议定郊礼（郊礼为古代最重要的礼制之一，圜丘在南郊，方丘在北郊，故天地之祀称郊礼），又援引曹腾碑文中的“曹氏出于邾”，也就是说根据碑文曹家祖先是封于邾国（今山东邹县）的曹安的后人。曹安是古帝高阳氏（又称颛顼或帝颛顼，是继黄帝以后又一个杰出首领）的后代，经过皇帝认可，曹魏的祖宗就用高阳氏取代了后稷。
没多长时间，儒生高堂隆考订说，“魏皇是帝舜的后代。”文章说的头头是道，尽管蒋济也写文章论争，但这事也就这么定了。直到末代皇帝曹奂被迫禅让退伍，还是沿称：昔我皇祖有虞。
这几次变更祖宗，都是和古代帝王接了轨，无非就是给自己的统治粘点灵光而已。《三国志》的裴松之注中援引吴人作《曹瞒传》就揭了点曹氏的老底：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姓曹！曹操的爷爷是个宦官，为了传宗接代，从夏侯家过继了个孩子改姓曹，这就是曹操之父曹嵩。但不管祖宗是谁，曹魏的江山也是不可挽救了，只不过是在历史长河中又添了一个笑料而已。但曹家毕竟出过三个文坛巨匠，文史家底深厚，就是后代子孙不肖，还有文臣们忙活，这是个笑话。但不是每个人冒认祖宗都有这么好的运气，有的人就闹出了大笑话。
南宋有一个人名叫林可山，擅诗文，着有《西湖衣钵集》《文房图赞》。他对园林、饮食也颇有研究，着有《山家清事》一卷、《山家清供》二卷，其著述常被后人引述，现在的火锅最早最为详尽的介绍就是来自《山家清供》。就是这么一个颇有成就的人士，为了抬高自己身份，不走正路，玩起了花花肠子。他抬出了北宋时期的林逋，宣称自己是林逋的第七代嫡孙。这么一折腾，笑话就出来了，而且还是个大笑话。林逋（967—1028），字君复，是北宋时期一位著名的文人，“性恬淡好古，不及荣利”，死后赐谥和靖先生。根据《梦溪笔谈》所载，林逋为人豪迈洒脱，多才多艺，善行书，工诗词，风格淡远、婉丽，尤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被视作千古绝唱。但林逋长期隐居杭州孤山，终身未仕未娶，自然也就没有子孙。他住处遍植梅花，家中畜养丹顶鹤，人们说他是“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留下了“梅妻鹤子”的佳话。这在《宋史•林逋传》里有明确记载：“不娶，无子”。北宋梅尧臣的《林和靖先生诗集序》也有相同的记载，原文云：天圣（宋仁宗年号，1023—1032）中，闻宁海西湖之上有林君……是时予因适会稽还，访于雪中……先生少时多病，不娶，无子。侄孙大年能掇拾所为诗，请予为序。”
林可山自以为家谱藏在自己屋里，外人无法看到，不管自己怎么胡说，真伪别人也难以判断。殊不知，梅尧臣所作《林和靖先生诗集序》早已流传人间，只要读过的人，恐怕都能毫不费力地识破这个作伪者的手法，人们背后纷纷讥笑。有位作诗对他的丑行进行揭露和嘲讽：“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孙儿？若非鹤种并梅种，定是瓜皮搭李皮！”时有无名氏也做了一首类似的诗嘲之曰：“和靖当年不娶妻，只留一鹤一童儿。可山认作孤山种，正是瓜皮搭李皮。”其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无赖嘴脸真可谓跃然纸上，结果却只能是演了一场丑剧，贻笑后世。“可山认作孤山种，正是瓜皮搭李皮。”这样的讽刺，真是够辛辣的！但愿这样的事情不再出现，就是做伪，也该动动脑筋，下点功夫，多看几本书，提高一下做伪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不要再成为人们嘲讽和讪笑的对象吧！
造假有说不出的苦衷，在宋以前，世谱的作用对个人以及家族很重要，为了自己表示出身显贵，附名人为祖的现象很普遍。偷拼的事不奇怪，所以同一名人在不同的世系会以不同的世代出现，就是这一说的最好注脚。家谱上造假，也许用普遍现象来概括不算为过。究其根源，“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由谱系”可能是古人的主要原因。借古人之名气、显耀自己的家族是今人的动机。
世上没有一种秦氏的家谱自称是南宋秦桧之后，但《宋史・秦桧传》明载秦桧有子，莫非其后裔全死绝了不成？只不过是秦桧在历史上名声太臭，其子孙耻于明言而已。
当年上海大亨杜月笙发迹后，嫌自己出身卑贱，发迹前是个卖水果的小贩，便请名士杨度为自己修家谱。开始杨度选择了唐朝宰相杜如晦为其先祖，杜月笙认为名字晦气，于是杨度又换成杜甫，杜月笙也便成了杜甫的后裔了。
旧时修谱者有一本必备的书叫《尚友录》（通用的有明万历四十五年廖用贤编），该书以韵为纲，以姓为目，记载各姓的来历、郡望以及自上古至宋代出过的名人及其籍贯和主要事迹，修谱时随便挑选一个做祖先，然后设法将本家族与他联系起来。由此可见家谱这方面内容的编纂是何等随意！这本来应该是常识，可现在的一些新闻媒体，以及极个别的研究人员，不知是缺乏常识还是别有用心，热衷于公布此类所谓“重大发现”，如报载某地一老人是三国时孙权的第几十几代孙，惟一的证据只是一本民国时编纂的《东吴孙大帝谱牒》，家谱中的先祖世系本来就不可信，更何况是这么晚近的材料！
还有一些特殊的家族群体并不是以真正的血缘关系维系的，而是通过人为的方法和程序模仿真正的血亲关系而制造出来的拟制血亲关系。在唐五代时期，这种拟制血亲关系相当普遍，成为一时的风尚。
袁世凯的伪造家谱。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孙中山曾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不久，袁世凯便窃取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总统。他又进行封建皇权的政变，于1915年自称“洪宪皇帝”。袁世凯称帝后，广东省东莞县有个无耻文人张伯桢，巧施媚袁之术，先伪造了所谓“明刻版本”的《袁氏世系》，列出袁氏祖先袁安至袁崇焕的家史；继而又编造出“袁崇焕遇祸以后，子孙某支由东莞迁到河南省项城（袁世凯的老家）”始末。书中讲道：“项城（指袁世凯）今日，正位燕京，食旧德也。”此书由广东省三水县名流梁士诒代呈。袁世凯得到这本伪造的族谱，喜出望外，得意忘形，因为这使他获得了一个显赫的封建家族血统关系的“证明”。袁氏王朝的“各部”官吏就联名上书，奏请尊祀明未名将袁崇焕为“肇祖原皇帝”，建立“原庙”。袁世凯又特派“专使”赴广东东莞县致祭。谁知“君臣一枕梦黄粱”，好景不长，袁世凯称帝百晶就被僵，各地人民声讨群起而攻之，不得不宣布退位下台，郁郁而死。
在隋唐以前，普通百姓没有修撰家谱的权利。家谱为官吏专有，并由官府编撰，因当时家谱是贵族确定身份与入仕晋级的必备材料，相当于今天国家公务员的人事档案。到了北宋才允许私修家谱，肇始者为大文豪欧阳修和苏洵，他们开创了家谱编写的范例。此后，编修家谱开始于民间流行。
到明、清两代，民间修谱盛行，对汉族来说，已经达到几乎无姓不修谱的盛况。因有文字这个载体，汉式家谱发展到两宋基本成型，到明代中期就很成熟了，其体例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姓氏流源；二是堂号；三是世系表；四是家训；五是家传；六是艺文著述；七是家谱图像等。
家谱，记录一个人一个家族的血脉渊源与传承情况，在古代具有很强的使用价值。凡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官场交际等等，常常要查验个人家谱。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明、清两代地方官吏为了自身利益，极力限制非汉民族青少年的入学入仕权利，如有入学入仕机会，则往往以查验家谱来认定其家承渊源才作出资格裁定。因此，导致非汉民族附会血脉传统，在整个云贵地区无论什么民族都说是“调北征南”而来，都认为自己的先祖是江西人；在广西最流行的则是“山东说”。于是，自己尽管不是汉族，自己的祖先却都成汉族了。个中原因除了社会生存需要与势利诱导等因素以外，还因上千年来中原文化借助专制王朝统治的强势而不断扩张，以及因征税而编户籍民等等，导致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西南少数民族几乎都借用汉姓或者用汉字来做姓氏载体，于是在姓氏解释上就丧失了话语权，什么姓氏怎么来的全由汉族官吏与汉族读书人说了算，在云贵两省就是依靠于明、清两代从江西、湖广等地迁徙来的汉人说了算。
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很多少数民族以前是没有姓氏的，通常只称呼名字。到后来才受汉文化的影响才开始使用姓氏，而大多数姓是从汉字借用过来的，比如赐姓、或谐音借用等。当少数民族用姓氏的方法追认祖宗时，却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即本来与汉族不同源的少数民族，大多数祖宗变成了都是汉族人的怪论，追认的祖宗时代越远越明显。
（本文原载《千秋车氏》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