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的宋国都城睢阳，在秦代时被置为县，经历了秦、汉、唐、宋、元、明（中期）近六个朝代，并先后由睢阳、宋城、宋州、南京、应天、归德的改名演变。90年代以来，众多中外考古学人员都试图到豫东商丘挖掘、探寻先商文化和商族发源地。考古队采用磁力仪、电阻仪和探地雷达等多种现代化探测技术，除了发现少量龙山文化的器物以及山东岳石文化的陶器之外，并无商文化的考古发现。因此，古老、原始的商朝、商地、商族究竟起源于何处，在目前仍然是难解之谜。商丘说并无考古学的有力支持，称其为“三商之源”实在牵强附会。
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就掀起了探索夏文化的热潮。由于汤都亳及先商文化是其中非常关键的问题，豫东地区因此成为这一时期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从1976年至1977年末，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及商丘地区文管会先后三次在商丘地区各县进行古文化遗址调查，并对永城、柘城、商丘、睢县等地遗址进行了试掘或发掘，在豫东地区普遍发现造律台类型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岗上层文化和晚商文化遗存。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考古系对商丘潘庙、柘城山台寺、王马寺、虞城杜集等遗址进行调查，发现岳石文化遗存；1988年在夏邑清凉山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大汶口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遗存。同时在毗邻商丘的周口、开封等地也普遍发现岳石文化遗存。
由于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是解决南亳及商族起源等问题的关键所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认为有必要对商丘地区古文化遗址进行复查，以重新审视其文化面貌和性质。于是在2002年11月～12月间，又对商丘地区进行了一次有重点的考古调查与试掘，以寻求商丘附近有无先商文化的考古学证据，对商丘地区8县24处遗址和民权李岗遗址进行了试掘，考古学者陈旭、张家强、朱光华等在《豫东商丘地区考古调查简报》中指出：总体来看，岳石文化遗址较为普遍，散布于整个商丘地区。从遗址分布和地层堆积来看，商丘地区在夏代及早商段主要为岳石文化分布区，而商文化向东有明显扩展，岳石文化退至山东半岛东部。商丘地区西部民权、睢县、柘城一带先商文化遗存的发现表明，先商时期商族活动波及今商丘地区西部的惠济河流域，并无迹象能够证明先商时期商族活动到达今商丘市区一带。
90年代初，中外联合考古研究采取多学科结合的途径，在商丘地区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古调查，依据诸遗址地层关系建立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使用雷达探测及考古钻探等多种方法，并未发现先商文化遗存，文献所载的汤都亳地说及相关的商族起源等一系列问题悬而未决。
1989年美籍华裔、美国哈弗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等美方成员13人，以美国哈弗大学皮保德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中外联合考古队名义，自筹资金，用开展田野考古学的方法，启动了商丘地区早商文明田野考古项目，中方领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长寿等11人。在商丘、虞城、柘城一带开展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在商丘地区寻找先商文化，早商文化和商都遗迹，历时7年时间。当时，国内许多考古学者以多年的工作经验和考古发现，认为商丘地区的分布是岳石文化，即古代东夷的遗存，很难找到与商人起源有关的遗存，张广直因此与国内学者产生分歧。直到1996年，通过遥感技术探测，说是发现了一座东周时期的宋国古城，声称找到了宋国都城睢阳的北城墙，推测在合适的地点发掘10至12米深，就有可能找到早商文化的直接线索。但在调查与发掘的范围内，始终没有找到商代文化遗存，特别是早商文化遗存和先商遗存，致使项目无果而终。
2017年5月，该科考项目重新启动。至即。至今又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仍未见到早商或者先商文化遗存的蛛丝马迹出现。正如张广直的朋友俞伟超先生回答其对商人起源于商丘的看法时，俞先生坦言：“豫东一带的陶片都是岳石文化遗存，不可能属于商文化”。而张广直却道：“陶片不一样，怎么知道其思想不属于商文化呢”？考古研究，发掘的是文物遗存证据。文物遗存，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体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是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意义；是与人类活动有关，是人类制造、使用的具有艺术研究的价值意义；遗迹遗存则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那个历史时期的人类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的生态环境状况，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人们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促进当代和未来社会的发展，具有科学研究的价值意义。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和生生不息的实物见证，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人们可以结合历史背景，依照其特点，对文物进行时代分类、区域分类、形态分类、质地分类、功用分类、属性分类、价值等级分类以及来源分类。文物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无不具有时代的特点。任何文物都有产生于某一特定时代的背景，没有时代的文物是不存在的。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从不同的侧面分别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状况，反映了社会变革、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变化。是在历史长河中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而遗留下来的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说明当时历史的具体而真实的实物见证。它可以证实历史文献的正确记载，纠正文献记载的讹误，补充文献记载的缺佚，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岳石文化的文物遗存通过与商文化的文物遗存比对，通过考古文化的科学研究，证明岳石文化不属于商文化，反映了对历史时期的文物按时代进行科学划分的重要意义，反映了人们认识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的重要作用。当然，岳石文化遗存文物的价值和作用，不只是说明个别方面的个别问题和对具体文物的研究上，重要的是通过综合微观研究的成果，在宏观上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岳石文化遗存的陶片当然会有反映社会发展、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意义，是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遗存，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文物证据，但其不可能会有“思想文化”的考古作用。
距“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考古项目搁浅20年后，2017年9月23日，“豫东考古与夏商考古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商丘举行，《豫东考古报告》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项目是1940年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外田野考古学合作，虽然没有达到找寻商城的预期目标，但仍产生了众多创造性成果。对豫东地区的地貌环境进行了科学探索，使得学术界首次掌握了汉代以前商丘地区古人类遗存的埋藏环境与堆积特点；建立了豫东地区史前仰韶时代至岳石文化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当年参加联合考古发掘的中方成员、年届80高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天麟说：“这些成果虽然都未直接确认为早商或先商文化，但为深入研究豫东地区先商和早商文化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豫东考古报告》及高天麟研究员的讲话，都明确阐述了真正意义上的豫东地区中外田野考古合作没有达到在商丘地区寻找到商城的预期目标，没有发现或直接确认早商和先商文化的文物遗存。其实，豫东考古的序幕早在1936年就已启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景聃先生曾赴商丘、永城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在汉谷熟旧城四面及谷熟集南三十里处的坞墙、顺河集一带搜访南亳故址，并在造律台、黑堌堆和曹桥三处遗址发现了有造律台类型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存，确认黑堌堆是龙山和商周文化遗址。
汤都南亳，始于皇甫谧《帝王世纪》旧说，司马迁《史记•殷本纪•集解》引此后，史家多有信从，究其原因在于有大量文献的重复引用记载，这是我们探讨商都和商族问题不可回避的问题。但皇甫谧之说后被史家们的“不可信”所否定，然而，验证文献记载的真实与否最终必须依靠考古学证据，解决商都亳地和商族的问题也必须依靠相关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对于商族起源问题，自西汉司马迁以来一直为史学界关注，历史学家王国维先生认为，商族起源于今豫东鲁西南一带。作为著名的学者，王国维此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受此说的影响，豫东考古从一开始也就与商族起源问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说先商、早商文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尚未取得最终结果，但在史学界引起的争论不断。美籍华裔学者张广直提出先商文明应源于今河南最东部、山东西部和皖北地区，即广义的河南东部地区。邹衡先生则通过对考古资料进行细致缜密的类型学分析，指出商文化应来源于豫北冀南的先商文化。由古黄河西边的冀州之域沿太行山东麓南下，从而形成了漳河、卫辉和南关外三个类型，其中以漳河型年代最早。邹衡先生考证漳河即古滴水，在漳河流域有许多商族先公活动的史迹，因此商族发源地应在今漳河与滹沱河流域之间。考古学与人地关系的遗存研究，对人类包括自人类诞生以来的文化遗存和与人类有过直接间接关系的自然遗存，在此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从目前发现的考古遗存来看，漳河型先商文化是由北向南发展的一条线索，即从豫北冀南经安阳、新乡一线最终推进到豫东的惠济河流域。因此，先商时期的商族活动即便涉及商丘地区，但可以肯定的说，商丘地区并非商族的早期发源地。换句话说，要证明商汤旧都亳地在商丘、商族发源在商丘，就必须有能够证明商丘地区在考古学年代上跨越先商和早商两个阶段，存在与其相关应的早商或先商考古学文化遗存。
考古调查和以往的资料研究表明，豫东东至商丘永城明阳寺遗址、南至周口鹿邑栾台遗址、西至开封杞县鹿台岗遗址、北至商丘平台寺遗址的岳石文化遗存，其分布范围几乎覆盖整个商丘地区，该地区的岳石文化特征基本与鲁西南菏泽安丘堌堆类型（亦称清凉山类型）相同，在年代上包含了岳石文化的早、晚两期，与文献记载的夏商夷之间的密切关系相合，商丘地区所进行的历次考古调查与田野发掘并未发现早商文化遗存，对于被史家所否定的文献记载谷熟南亳说也没有直接的考古学证据。因此，商丘地区缺乏与早商相应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谷熟（今商丘市虞城县）为汤都南亳之说无从谈起。然而，西汉司马迁《史记•货币列传》所云：“汤都亳，在梁宋之地，即离今商丘不远。”《史记》又云：“帝沃丁葬伊尹于亳”。司马迁所云虽只知汤都亳地在梁宋之间，不在商丘，但离商丘不远；伊尹墓又在虞城县店集镇。《史记》作为中国的信史，这对商丘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利好，因为今天的梁宋故地和虞城县均归属商丘管辖。所以，豫东地区的田野考古，必将是掘开豫东沃土覆盖的先商文化，亦或是汤都亳地重见天日的时机，我们期待着。
宋英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