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殷商文化
“殷”“商”是远古时期同一氏族名。《广雅•释诂》解释：“殷，大也。”“殷商”的原意是“盛大的商”。“商”原是地名。关于它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古籍来辨正。“商丘”一名，《庄子》解释为“商之丘”，即商地之丘。《庄子•人间世》载，“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注释】曰：“商之丘：即商丘，在今河南省，地名。”天一阁藏《嘉靖归德志》云：“商丘古有是地，阏伯特迁之于此”。由此可见，“商”之地名在阏伯之前就有了。《史记》记载帝喾的儿子契在舜帝时被“封于商，赐姓子氏”。可见“商”这一地名在舜之前就有了，不然就无法“封于商”。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孟世凯先生考证说，“商族与少皞族有密切的族源关系。”玄鸟族从少皞族分离出来后由东向西迁徙，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定居后，才以地名为族名，把氏族名“玄鸟”改成了“商”，于是有了商族。《史记》和《左传》都记载少皞“黄帝之子”，说明“商”这一地名在黄帝时期就有了。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商丘进行了长达8年的考古发掘，他在《发掘报告》中说：“考古学材料给了我们一条很坚强、很清楚的线索，说明先商文化自东海岸沿着现在陇海路的路线从苏北经徐州进入豫东，征服了土著，在商丘一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都城——商。”
“殷”这一族名和地名是什么时候有的呢？大家知道，高辛氏之次妃简狄生契，被认为是商的始祖，司马迁《史记》记载商部族兴起、商王朝由建立至灭亡的一章叫《殷本纪》，说明在西汉时期“商”也称“殷”，不然司马迁写商的历史不会把章名定为《殷本纪》。《宋书•符瑞上》记载，契“后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以乙日生汤，号天乙。丰下锐上，晰而有髯，句身而扬声，身长九尺，臂有四肘，是曰殷汤。汤在亳，能修其德……遂有天下。商人后改天下之号曰殷。”又因为殷朝在商地，所以后来称商地也称殷，“殷”又成了地名。
以前有两种错误说法：一说，商人自己不称“商”为“殷”，称“殷”似乎是出于周人的敌忾，大约如我们在抗战时期称日本为“倭寇”，而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一样。其实，商人自己称“商”也称“殷”。如产生于商朝的《诗经•商颂》是商人自己写的，其第三篇《玄鸟》就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称“商”也称“殷”；“商之先后，受命不殆”“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里面“殷”“商”并用；第五篇《殷武》言“挞彼殷武”“曰商是常”。证明商人自己称“商”也称“殷”，不能说是出于周人的“敌忾”。二说，商丘称商，安阳称殷，因此商朝在商丘时称商，迁到安阳后称殷。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从头到尾都是说商就是殷。解惠全、张德萍译注《史记•殷本纪》的“说明”中说：“殷本来叫做商。……整个商朝，后来或称商殷，或称殷商。”《诗经•大雅•大明》中有“挚仲氏任（挚国任氏二姑娘），自彼殷商”（来自大国叫殷商），又有“殷商之旅，其会如林”（殷商纠集大部队，士兵多如密林）。可见“殷”“商”在商周时期都是并称的。《竹书纪年》载：“元年庚申，王（商朝第十二任君主河亶甲）即位，自嚣迁于相（安阳）。”《史记•殷本纪》载：“河亶甲居相。”可见安阳在商朝时地名先为“相”，后来因殷商王朝迁都到那里才称殷。《宋书》明确记载商汤“遂有天下。商人后改天下之号曰殷”，说明“商”又称“殷”起于商汤拥有天下，商丘自商汤建立商朝后也称殷。其它史籍中也有不少是“商”“殷”并称的。如古本《竹书纪年》称商王亥为“殷王子亥”。
弄清了概念，就知道“殷商文化”是起源于殷商部落的发源地——河南商丘的文化。
二、殷商文化包含的内容
殷商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它具有多个层面，除青铜器、甲骨文之外，如“玄鸟生商”的史实与神话、殷商的祭祀、马车和牛车的发明、商业的发明、殷商的天文学、殷商的生活习俗……都属于殷商文化。
在意识形态方面，殷商文化中有哪些主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呢？
1、重仁
“仁”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殷商的仁文化初源于商的先祖帝喾。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喾“抚教万民而利诲之。仁而威。惠而信”。帝喾曰：“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吾慎此而已矣。”
帝喾的儿子契继承了帝喾的仁德，《列女传•契母简狄》载：“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尧使为司徒，封之于亳。”及尧崩，舜即位，《史记•殷本记》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继承和发展了仁文化，敬敷五教“在宽”，“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契下传十四世到商汤。商汤是一个十分仁慈的君主，《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汤网开三面，“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管子•轻重甲》记载：“桀者冬不为杠（不许百姓冬天在河上架桥），夏不束柎（夏天不准百姓在河里渡筏），以观冻溺（以观赏人们受冻和受淹的情况）。弛牝虎（母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至汤而不然。夷疏而积粟（收贮蔬菜和粮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对贫困的人给予救济），天下归汤若流水。”据《史记》、《孟子》等史籍记载，夏桀昏庸，商汤伐夏，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买卖人不停止交易，庄稼人不停耕作，也不躲避。商汤诛杀那里残暴的国君，安抚水深火热中的民众，民众皆大欢喜。商汤立国后，废除了夏桀的暴政，“宽以治民”。商汤的孙子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商王太戊“修正明礼，吊丧问疾”。商王“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治亳，行汤之政”。商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到商朝最后一个帝王辛时，因不仁而失国。
以从帝喾到整个商朝来看，仁是殷商文化中有代表性的文化。
2、重教
早在尧、舜时期，司徒之官负责社会道德品质教育，契为司徒，凭其仁德、智慧、敬职创造了不凡的成就。
《孟子•滕文公上》说：“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最初从事这五种人际关系教育的就是商的始祖契；夏商周三代，国家就“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夏商周三代的教育主旨都是契所从事的“五伦教育”的推行和延续。
后来，重教成了殷商故地的传统。五代时期，国家分裂，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生灵涂炭。东晋末年，商丘人杨悫认为救世必须从办学开始，只有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材才能救国，于是在时称宋州的睢阳办了一所学馆，力学勤志，不求闻达，以“蚊蝇负山”的精神实现他“人才救国”的梦想。睢阳学馆后来发展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的应天书院，培养出像范仲淹、张方平等一大批官居相位和朝廷重臣的人才。明朝时期，归德知府郑三俊又建了范文正公讲院。
3、重商
《世本•作篇》记载，契的孙子“相土作乘马”。四马驾车，作为运输工具，起于相土。一生从事商业研究的王志昌先生说：“封在商丘的相土……用马驾车的方法运输货物，往来买卖。”（见《商丘地区志》）使商国的经济和武力日益强盛。到契的六世孙王亥发明了牛车，带人用牛车拉着货物，赶着牛羊到其他诸侯国进行交易。在相土和王亥时期，因为从事交易的是商国人，其他诸侯国的人就称他们为“商人”。“商人”作为经商人的称谓，便源于此。可见相土和王亥对历史和社会的贡献之大，被称为经商做买卖的“商人”始祖。
商部落从此开创了以商业发展自己的门路，之后，商业活动便成了商部落的一个传统。到商汤时期，伊尹向商汤建议，商业对经济发展很重要，“重则至，轻则去”，应该“开阖决塞”，拓宽商业渠道，促进商品流通，稳定市场。商汤采纳他的建议，结果使商国出现了社会生产发展、经济更加兴旺繁荣的局面。夏桀沉缅于宴乐，要求宫中三万女乐身着漂亮的丝织衣裙，使当时丝绸供不应求。为满足宫廷的需要，夏桀让人用粮食与其他资源和方国交换丝绸。商汤和伊尹看准了这一商机，鼓励商民种桑养蚕，生产丝绸，向夏输出，“一纯得粟百钟”。除换取了大量粮食之外，还换来了其它手工业原料，促进了手工业发展。结果，商国国力日益强盛，百姓衣食富足，而夏朝的经济日益空虚。商人用经商的手段为灭夏打下了坚实基础。最后夏朝被推翻。管子总结夏灭汤立的原因说：“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同亳）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而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费时也。”
史载，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商朝遗民受到虐待，就是靠经商活下来的。
4、重廉
商汤为夏方伯时，对夏桀的腐败十分厌恶，反其道而行之。《淮南子•修务训》说，“汤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蠕，百姓亲附，政令流行”。《尚书•仲虺之诰》说：“惟王（指商汤）不迩声色，不殖货利（不聚货财）；德懋懋官（德盛的人用官职劝勉他），功懋懋赏（功大的人用奖赏劝勉他）；用人惟已（用人之言像自己说的一样），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
夏桀极度腐败而诸侯叛夏；商汤廉洁而施仁德，诸侯归汤。商的崛起让夏桀不安，将商汤囚禁于夏王朝的监狱——夏台（又称钧台，今河南禹州）。商汤的右相伊尹、左相仲虺为搭救商汤，用大量珍宝、美女去贿赂夏桀。桀得了贿赂，才放汤回商。商汤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夏桀的腐败与无道，为了拯救天下，在诸侯的广泛支持下，起兵伐桀，最后推翻了夏朝，在夏王都告祭天地后，率军回商的都城——亳。于是，“三千诸侯”大会于亳，表示祝贺与臣服。在诸侯的推戴下，商汤即了天子位。商汤总结夏朝灭亡的原因就是夏桀的腐败造成天怒人怨。为汲取夏朝灭亡的教训，商汤废除了夏的政令，作《汤诰》警告诸侯。《史记•殷本纪》记载：“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汝），毋予怨。’”（“三月，殷王亲自到了亳都东郊，向各诸侯国君宣布：‘各位可不能不为民众谋立功业呀！要努力办好你们的事情，为民造福。否则，我就对你们严加惩办，那时可不要怪罪我。’”）
商汤从为商国国君到伐夏，一直到建立商朝后的治国方针，无不贯穿着反腐倡廉的思想。商朝建立后，商汤对反腐倡廉更加重视。《尚书•伊训》记载：为防止腐败，商汤制订《官刑》（治理官吏的刑法）：“敢有恒（经常）舞于宫、酣歌（沉缅于饮酒作乐）于室，时谓（可以被叫作）巫风（孔颖达疏：废弃德义专为歌舞，似巫者事鬼神然，言无政者）。敢有殉（求，贪求）于货色（钱财与美色）、恒于游畋（沉浸于游乐，打猎），时谓淫风。敢有侮（轻慢）圣言、逆忠直（拒绝忠言规劝）、远耆德（疏远德高望重的老人）、比（亲近、勾结）顽童（愚昧顽劣而不知德义的小人），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三种恶劣风气所滋生的十种罪愆。指巫风二：舞、歌；淫风四：货、色、游、畋；乱风四：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合而为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不匡扶正义），其刑墨（墨刑，凿额涂墨的刑罚）。具训于蒙士（这些都是从孩童时期就要开始详加教导的）。”
商汤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反腐败立法。商汤时期的商朝风清气正。商汤逝世后，伊尹仍让大家牢记商汤千万不要贪腐的教导。商汤的嫡长孙太甲曾违背商汤的教导，伊尹依法将其放逐，直至太甲悔过修德。
自古创业难，守业更难。商汤能从夏朝的灭亡中总结历史教训，为防止因腐败而丧国，提出一整套反腐倡廉的理论并制定惩罚腐败的《官刑》，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给后来的执政者留下了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也是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中最为伟大的思想之一。商朝到纣王时，抛弃了商汤的教导，结果丧国。
商汤创立的廉政思想体系和法律，对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有很大影响。
5、重神
对神鬼的敬重，始于原始社会。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受着大自然的制约与摆布。人们科学知识贫乏，便将自己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归结为神的作为，认为各种灾情都是神对人们在某些方面的作为不满意而给予的惩罚；如果人们做的各种事情让神满意，神就会为人们降下吉祥与福祉。因此对神灵十分崇拜。夏、商脱离原始社会不久，不但把这种认识继承了下来，而且殷商时期更加强调神的作用。
殷商文化中的神种类很多，但主要有两种：自然神和祖宗神。认为自然神中权威最高的是“天”，称“天”为“上帝”，人间的君王为“下帝”；大自然的一切和人的命运都是由“天帝”总管着的，“天帝”又让各种神分管各项事务，如山有山神，地有地神，火有火神，水有水神……人间帝王的权力也是“天”授予的。这是殷商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如《尚书•汤誓》记载，商汤在讨伐夏桀时这样动员将士：“不是我小子敢行作乱！因为夏国犯下许多罪行，天帝命令我去讨伐它……我畏惧上帝，不敢不去征伐啊！”再如《尚书•伊训》中说：“皇天降灾”；《尚书•太甲》中有“天之明命”“皇天眷佑有商”“惟天无亲”等等，都视神中权威最高的是天。
在重“天神”的同时，商人对已经亡故的祖先也十分崇敬，认为历代商王死后都升了天，成为“克配上帝”的“先王先公”，因此要进入祖庙，活着的人要对他们进行祭祀，以继承他们的美德，求得祖宗神的佑护。老百姓也认为，上辈死了以后也成了神，在阴间干预着子孙后代的事，因此祭祀祖先，求得他们的佑护。中国文化在殷商时代就完成了“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的结合，人们认为违背王命不仅获罪于天，而且为列祖列宗所不容。
现在我们知道“天命”和“神权”是迷信。但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天命观”和“神权观”也带来了好的作用，譬如，有的人怕做坏事会受到天的惩罚，就会收手；老人死后，子孙怀念他们，总是想到老人的恩情和教导，继承他们的美德，这对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也起了很大作用。殷商之后历朝历代为了纪念死去的老人，给亡故的老人烧纸“送钱”、烧香上供，也是孝文化的一部分。
【来源：《商丘日报》 文/刘秀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