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远古“开天辟地”以来，中国农业文明的根就深深地扎在泥土里。由于耕作的土地是不能够流动的，在乡土社会里，祖祖辈辈只能像植物一样，“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千百年来，他们就一直在这块狭小的地盘上繁衍生息，非到万不得已，绝不流动。所以，对他们而言，土地可以说就是一切，“土” 不仅给予了他们以生命，同时也使他们种下了对明天的希望。
中国人社会里一般的风气，家族主义颇为发达。人类在较早的时代，其团结大概是依据血统的，当这时代，治理之权和相生相养之道，都由血缘团体来担负，是为氏族时代。后来交通渐广，交易日繁，一团体的自给自足，不如广大的分工合作来得有利，于是氏族破坏，家族代兴。中国的家族，大体以“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为范围，较诸西洋的小家庭，多出上父母一代，间有超过于此的，如兄弟几房同居等，其为数实不多。此等组织，观念论者多以为其原因在伦理上，说中国人的团结，胜于欧美人。其实不然，其原因仍在经济上。(一)因有些财产，不能分析，如兄弟数人，有一所大屋子，因而不能分居是。(二)而其最重要的原因，则小家庭中，人口太少，在经济上不足自立。譬如一夫一妻，有一个害了病，一个要看护他，其余事情就都没人做了。若在较大的家庭中，则多少可借些旁人的力，须知在平民的家庭中，老年的父母，亦不是坐食的，多少帮着照顾孩子，做些轻易的事情。(三)慕累世同居等美名以为伦理上的美谈，因而不肯分析的，容或有之，怕究居少数，但亦未必能持久。凡人总有一件尽力经营的事情，对于它总是十分爱护的。中国人从前对于国家的关系，本不甚密切，社会虽互相联结，然自分配变为交易，明明互相倚赖之事，必以互相剥削之道行之，于是除财产共同的团体以内的人，大率处于半敌对的地位。个人所恃以为保障的，只有家族，普通人的精力，自然聚集于此了。因此，家族自私之惰，亦特别发达。(一)为要保持血统的纯洁，则排斥螟蛉子，重视妇女的贞操。(二)为要维持家族，使之不绝，则人人以无后为大戚。因而奖励早婚，奖励多丁，致经济上的负担加重，教养都不能达到相当的程度。(三)公益事情，有一部分亦以家族为范围，如族内的义田、义学等是。(四)因此而有害于更大的公益。如官吏的贪污，社会上经手公共事业的人的不清白，均系剥削广大的社会，以利其家族。(五)一部分人，被家族主义所吞噬，失其独立，而人格不能发展。尤其是妇女，如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因而不施以教育，反加以抑压锢蔽之类。总而言之，家族制度和交换制度，是现代社会的两根支柱，把这两根支柱拉倒了，而代以他种支柱，社会的情形就大变了。
中国人是现实主义的，不甚迷信宗教。其故：因自汉以后，儒教盛行，儒教的宗旨，系将已往的时代，分为三阶段。(一)在部族公产之世，社会内部，绝无矛盾，对外亦无争斗，谓之大同。(二)及封建时代，此等美妙的文化，业经过去了，然大同时代的规制，仍有存留。社会内部的矛盾，还不甚深刻，是为小康。大同、小康之名，见于《礼记•礼运》。(三)其第三个时期，没有提及，我们只得借《春秋》中的名词，称之为乱世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为三世：(1)据乱而作，(2)进于升平，(3)再进于太平，明是要把世运逆挽至小康，再挽之大同的。太平大同的意义，后世已无人能解，小康之义，儒书传者较详，后人都奉为治化的极则。其实儒家的高义，并不止此。其说法，还是注重于社会组织的。想把事务件件处置得妥帖，使人养生送死无憾。儒教盛行，大家所希望的，都在现世，都可以人力致之。所以别种宗教，所希望的未来世界，或别一世界，靠他力致之的，在中国不能甚占势力。虽然如此，人对现世的觖望，总是不能无有的，于是有道、佛二教，以弥补其空隙。(一)儒教的善恶报应，是限于现世的，延长之则及于子孙，这往往没有应验，不能使求报的人满足。佛教乃延长其时间而说轮回，另辟一空间而说净土，使人不致失望。(二)高深的哲学，在中国是不能发达的，佛教则极为发达，可以满足一部分人的求知欲。(三)其随时随地，各有一神以临之，或则系属善性，而可以使人祈求；或则系属恶性，而可以使人畏怖；则自古以来，此等迷信的对象本甚多，即后来亦有因事而发生的，都并入于道教之中。前者如各地方的土地、山川之神；后者如后世货币用弘，则发生财神，天痘传染，则发生痘神等是。中国宗教，发达至此，已完全具足，所以再有新宗教输入，便不易盛行。
乡土观念亦是习惯所重的。(一)因交通不便，各地方的风俗，不能齐一，尤其言语不能尽通。(二)而家族主义，亦本来重视乡土的。因为家族的根据，总在一定的地方，而习俗重视坟墓，尤属难于迁移之故。因此离开本乡，辄有凄凉之念，虽在外数十年，立有事业，仍抱着“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思想，总想要归老故乡，而尸棺在千里之外，亦要运归埋葬。此于远适异域，建立功业，从事拓殖，颇有些阻碍。羁旅之人，遇见同乡，亦觉得特别亲近，只看各地会馆的林立，便可知道，此于国族的大团结，亦颇有妨碍。后来旅外的华侨，虽在异国，仍因乡贯分帮，即其一证。
以上所说，系就通常情形立论。若在社会秩序特别不安定之时，亦有借宗教以资煽惑的，则其宗教，迷信的色彩，必较浓厚，而其性质，亦不如平时的宗教的平和，历代丧乱时所谓邪教者都是。
作者简介：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著有《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等史学作品。
【文/吕思勉 原载《吕氏家谱》】
